拓跋鲜卑起源于大兴安岭北段，东汉后期辗转迁徙至阴山及河套地区，十六国前期建立代政权，4世纪末5世纪初建立北魏并统一北方。1980年，嘎仙洞祝文石刻的发现，为深入研究拓跋鲜卑兴起、发展与历史演变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新材料，具有重要的证史、纠史、补史作用。见诸嘎仙洞祝文石刻的“可寒”“可敦”等内容不见于《魏书·礼志》的著录，反映了《魏书》对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删改，而这种删改正是北魏统治者出于树立其“中华正统”地位的需要而有意为之。
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推动市场资源畅通流动，实现科技创新要素高效配置。在理论机制层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凭借其规模优势，提升了科技创新要素配置效率；通过资源的充分流动，优化了科技创新要素合理布局；同时，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高了科技创新要素配置质量。通过构建科技创新要素配置指数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发展指数研究发现，我国科技创新要素配置水平显著提升，但地区间差异显著；东部地区起点高，中部地区发展速度快，西部地区发展速度次之，东北地区出现下降趋势。全国统一大市场发展指数稳步上升，各区域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梯度发展水平差异。模型分析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了市场分割的阻力，显著驱动了科技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未来，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升政府基础资源和关键资源配置方面的能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持续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要素配置水平，促进科技创新要素与产业资源的有效结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全力治理黄河，毛泽东多次巡视黄河，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提出治黄“两条腿走路”。与中国古代治水与国家治理之间的“政治隐喻”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有着更加丰富的政治意蕴，主要体现在新型举国体制实施、国家形象塑造、党的群众路线应用，以及干部作风建设、政治秩序稳定、民生力量凝聚等多个维度。为重塑群众的黄河观，党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黄河灾情进行历史书写，铭记旧黄河灾情，谱写新黄河民谣歌曲，动员民众参与黄河治理，加强与巩固党统一领导，以消灭千年水患作为沿黄人民迈向新生活的起点，培育对人民新生政权的高度认同，建立全新的治水体制，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国治理黄河的优越性与历史自觉。
集宁是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的简称，是乌兰察布市政府所在地，是京包铁路线上的枢纽城市，在民国时期设治。对于设治的名称和时间等问题，当代相关研究成果有不同说法。关于设治机构的名称有四种说法，一说平地泉设治局，二说先名平地泉设治局后名集宁招垦设治局，三说既名平地泉设治局也名集宁招垦设治局，四说集宁招垦局。关于设治局设置的时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1920年，第二种1921年，第三种1922年。关于设治局改升集宁县的时间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是1922年，第二种认为是1923年。通过查阅权威资料辨析可知，最初未经批准的名称是“平泉设治局”，后经过申报获批的名称是“集宁招垦设治局”，设治局正式设置的时间是1921年10月，设治局正式改为集宁县的时间是1924年2月15日。
现代化进程是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等多领域中发生的世界性、全方位、深层次变革性过程。边疆地区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现可选择“主体-机构-社会关系-共同体”的理论进路。在“以人为本”，明确人的总体主体性的同时，通过制度、组织和机构创新，推动社会微观互动，激发人的现代化，促进社会整合，最终实现社会发展与人的现代化的双重目标。
乡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进程深受乡村文化的影响。本研究以彩礼和嫁妆为切入点，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D村为例，探讨乡村文化现代化的内在张力。研究发现，彩礼和嫁妆具有高度文化惰性，村民的彩礼和嫁妆观念持续形塑着目前的婚姻消费实践。随着农村年轻人口的外流，彩礼和嫁妆，以及其他婚姻消费成为父代补给子代，同时也是农村补给城市的消费行为。乡村现代化需要现代精神的激活，实现既有经济自主能力，又具精神独立意识的“人的现代化”。
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战略路径。本文基于内蒙古T苏木草原生态补偿实践，构建科层化、市场化、组织化三重机制分析框架，探讨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草原生态补偿的推进经历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协同的渐进转型。政府通过财政补偿与制度供给推动草原生态产品非市场价值实现，市场通过产权交易、公私合作与产业培育拓展生态产品的市场空间，社会组织则以柔性协调方式连接政策目标与市场机制，在制度激励、资源配置与社会动员之间形成有机衔接。三种机制的协同作用，促进了牧民的生计转型与生态保护意识内化，推动市场化、多元化草原生态补偿可持续运行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中国文学经典作品承载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内涵与历史文化底蕴，其跨时代重构与传播，深刻影响着海外受众对“中国故事”、中华文化，以及新时代中国形象的感知与理解。中国创意写作学兴起于21世纪的头十年，与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紧密相连，以文本内容作为创意输出及实现产业价值的载体，着力于在创意转化中赋能文化创新并创造经济效益。此研究以中国创意写作学“二度创意”理论为径，将文学经典IP纳入创意写作研究与应用的文本范畴中，通过多元媒介与业态协同的方式，使其在模态重塑与融合传播中焕发当代活力。在文创化开发中不断赋能文学写作的产业化，反哺全民文艺素养与创意能力提升。
纳日碧力戈的本土指号学理论为认知和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文化哲学指引。然而，该理论依然存在可延展与深化的空间。本文借鉴社会学的结构化理论，从资源配置、结构再生产、行动者能动性与实践后果四个维度层层推进，探讨如何充实纳日的文化哲学框架。通过引入结构化分析，有望将纳日描绘的“文化共生”理想，拓展为兼顾“结构共在”现实，更具综合解释力的社会理论，进而使其“有形、有感、有效”的实践路径越发坚实与完备。
《格斯尔》是一部跨语言、跨民族、跨国界的活态史诗，自1716年北京木刻版《格斯尔传》问世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被译成德文、俄文、英文、法文、韩文和日文等文字出版，在世界文学中广为流传，被誉为东方史诗中的代表性作品。《格斯尔》史诗在日本的传播中，自大正时期以来相继出现了不同的日译文本。梳理研究《格斯尔》史诗在日本传播的诸多日译版本，从日译本的译介概况、情节叙事及翻译特征等进行论述，阐释《格斯尔》在日本的译介与传播概况，对于深化《格斯尔》的外语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